官员自杀心理分析！

导语：近日，无锡市委副书记蒋洪亮跳塔自杀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前，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其中，省部级官员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

盘点2014年至今自杀的官员

2014至今自杀的官员有哪些？

2014年至今，已有多名官员自杀。官员工作压力大、患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等各种原因驱使他们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出2014年至今自杀的官员名单，详见下表：

表1：2014年至今自杀的官员名单

从自杀地点来看，大部分是选择家中或是办公室，也有医院、风景区、公园里；自杀的方式上，多数人选择了“简便易行”的跳楼、自缢，其余方式多种多样，如开枪、服毒、卧轨、割腕、撞车等。其中河北邯郸邯山区工信局原局长崔元林高速公路上一人撞四车尤为悲壮，可见其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据报道，今年6月30日，涉嫌受贿1000多万元被网上追逃的崔元林出现在山西吕梁，他打了辆出租车，行驶到青银高速（靖王段）时，后座的他打开车门跳了下去，并在同向车道上连续撞向3辆车，但都被车辆躲开，随后他越过高速隔离带，一头撞向一辆半挂车。这次，他被弹出很远，不治身亡。

从自杀原因来看，大部分官员是因为抑郁或是身体疾病而选择自杀；部分官员是在取保候审期间自杀，可能涉嫌贪腐；一人是因为欠下高额贷款无力偿还；一人是因为个人家庭问题；还有部分官员自杀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在这41例官员自杀案件中，经官方公开通报或证实发现遗书的有9人，遗书中提及自杀原因的多为抑郁或患病，如“抑郁难忍”“多病缠身，不堪重负”；也有表现绝望者，如“对生活失去兴趣”；还有称“工作压力巨大”等。

官员自杀后“抑郁”成报道中高频词

在官方通报或媒体提及了初步调查发现的可能诱因中，“抑郁”出现13人次、4人次工作压力过大、2人次长期失眠。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叶兆辉教授认为，具体到每一宗自杀事件，原因都是复杂的。从人口大范围看，一般中年人士的自杀风险因素包括严重的精神疾病、失业、欠债、离婚等；从整理的案例看，“某些自杀的报告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有些案例据报道在自杀前曾接受调查，甚至面临被免职、追究行政或者法律责任的危机，这些危机可能加剧他们的自杀风险。”在他看来，自杀行为本身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计算，其背后心理因素包括绝望感、无助感，认为自己的存在没有价值，死亡或许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许燕教授长期研究职业人的心理枯竭与心理健康、领导干部心理特征与测评等，她认为，“从心理学角度讲，自杀背后还是压力问题，只是个体的压力源不同。”许燕称，包括官员在内的人的压力主要来自外部因素，即使是抑郁症患者也有前因。内部因素则是人对压力的承受度有个体差异，官员职业的特殊性，使得他们不会主动寻求外界帮助和心理疏导。遇外部刺激后，心理脆弱者会导致心理崩溃，极端者自杀。

官员干部压力解码

这些自杀官员抑郁一个共同的诱因，就是不堪承受压力。对于官员究竟面临怎么样的压力境况，《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各地100多位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发现80%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理。

官员不良心理现象分析

当代社会中，官员面临的心理压力与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有很大关系，随着挑战不断增加，领导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一些领导干部出现了焦虑、抑郁等症状，甚至严重的心理失调，导致精神崩溃。这种状态下，工作能力较差的官员，心理常难以健康；官欲太重的官员，心理很难健康；贪欲太重的官员，心理最难健康。在此，择其要者，对领导干部中的不良心理现象分析如下：

1）吃不下、睡不着，精神紧张，焦虑感突出

一是工作压力带来的焦虑，是在快节奏、高旋转的社会变迁下形成的。当工作目标难以实现时，就会烦躁不安、情绪波动、紧张失眠、自信心丧失；二是能力恐慌带来的心理忧惧。面对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一些官员存在比较严重的“本领恐慌”和“能力危机”。在原则面前失去警觉，在问题面前手足无措，在优势面前错失良机，在危急时刻没有办法，在发展方面无所作为；三是“双面人”的心理映像。官员属于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他不得不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但是，在权力的光环背后，却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寂寞、孤独和无奈。

2）仕途“惨淡”，利益困扰，抑郁感明显

一是仕途“惨淡”，兴味索然。有的干部自认为能力很强，应该被提拔重用，却在原地踏步，逐渐丧失工作兴趣；二是利益困扰，心理困惑。随着交往的增加和接触的范围变宽变广，来自钱、色的诱惑随之增加。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让一些领导干部感到心理困惑；三是患得患失，忧郁恐惧。个别干部自视甚高，自我感觉极好，但没有得到组织重用，产生不满，对欲望孜孜以求，结果是“郁郁多年求不得”；四是人际紧张，落落寡合。一些官员不爱与人交往，不善与人交流，喜欢以个人的好恶评价、对待工作和生活中的人和事，不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造成人际关系紧张；五是顾虑重重，“忧谗畏嫉”。领导干部肩负重要使命，其决策有风险。不作为有风险，乱作为也有风险。变通的法子，就是得过且过，少惹麻烦。

3）高度紧张，忧心忡忡，角色认同危机

一是社会认同危机。由于特殊的社会角色和工作环境，领导干部一方面在社会关系的维系中，要与方方面面沟通、协调，觥筹交错，迎来送往，身不由己，在不同场合要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弄得心力交瘁；二是亲情认同危机。领导干部经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起早贪黑，两头见星星。无暇顾及家属、子女，甚至个人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受到影响，爱情亲情不稳定，家庭关系不和谐；三是友情认同危机。一些官员面对各种人情关系，一心为公，置社会关系于不顾，会“众叛亲离”；四是个性认同危机。一些官员，为了使自己适应不同的环境，把自己打扮成了“变色龙”。角色不断变换，结果自己人格丧失了，个性没有了，自然会出现身份认同问题。

官员压力大是个“伪命题”吗？

据《人民论坛》杂志对全国各地100多位干部心理健康问题调查发现，80%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理。“发展与责任”等压力被形象地称为干部背负的“大山”，使他们常常“夜不能寐”。无独有偶，上海市闵行区总工会对22家政府机关等单位3460名职工调查显示，中层干部压力大心病最多，职业压力水平与人际关系焦虑水平普遍较高。

近年来，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吐露了“压力大”的心声，有人甚至调侃地得出了干部的“五死”结论：“没有好胆子得吓死，没有好身板得累死，没有好酒量得喝死，没有好性格得急死，没有好胸怀得气死。”这也从近年来媒体披露干部自杀案例增多可见一斑。这充分表明领导干部群体的压力在现实中确实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人民论坛》杂志以6026名网民为主要调查群体的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干部的压力源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47.7%的受调查者认为，来自“上级考核、政绩竞赛、升迁调动等升迁压力”；38.06%的受调查者认为，来自“迎来送往等公关协调、应酬交往的人际关系压力”；其他依次是“行政问责带来的危机感”，“应对利益、情色等诱惑的压力”，“‘本领恐慌’，增强本领、跟上时代的学习压力”，“振兴经济、维护稳定的‘发展’压力”，“兼顾家庭、维护和睦的生活压力”。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副教授宋腊梅分析说，概括来讲，干部压力除了工作本身及“发展”的压力外，还来自于“官场潜规则”及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干部开展工作，除了考虑对事，还要考虑对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官场潜规则”对于干部升迁更管用。很多同志经常抱怨，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甚至超过工作本身带来的压力。

官场压力的根源

关于领导干部心理压力情况的调查显示，领导干部的压力问题确实不容乐观，主要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即职业压力、社会关系压力、角色意识冲突压力以及私人生活压力。那么，这些压力的本质是什么，其根源何在？

1）职业压力：业绩的显成效与责任的潜风险，折射发展模式转换的严峻性

当前领导干部业绩之所以容易取得和问责之所以高几率临头，均来自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从宏观上看，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形成了出口导向与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我们采用制造化模式增加了收入，提高了国力，但相对的代价并不合算，其结果就是生态的失调与资源浪费。作为该模式的直接操作者，领导干部群体尽管成绩显著，但也不得不面临公共性问题凸显所带来的责任重压。当前领导干部职业压力，从根本上看，根源于发展模式的严峻性，其求解的关键是相关体制的与时俱进和转换。

2）社会关系压力：现代性明约束与人治的潜规则，折射公民社会转型中的复杂性

所谓社会关系的压力，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无论处在哪一级位置上的干部，都不得不重视营造、平衡和妥善处理上下左右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迎来送往、接待上访’，‘左右逢源、四处结缘’，已成为当代干部典型的生活状态特征。”这对干部无形中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

3）角色意识冲突的压力：官员的客体化与公民的主体化，凸显公民社会转型中的博弈特征

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意味着，领导干部要想合乎时代发展要求，就需要对自身角色重新定位，需要实现由“管治者”向“管理者”转变，由“管治者”向“服务者”转变。但遗憾的是，领导干部因传统意识的惯性还未及时完成角色意识的转换，还时不时保留着惯性思维，因而形成了因角色意识的外部冲突而导致的社会公共性危机，最终造成对领导干部职业前景的损害。领导干部因角色意识的冲突而形成的压力，本质上体现的是公民社会转型过程中私权与公权博弈的复杂性。

4）私人生活压力：权力的分界不明与人性的约束不足，折射市场化路径选择的风险性

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反映的是，干部掌握一定人、财、物支配权，在现实中面临着更多的金钱、情色的诱惑，诱惑增多、心理压力增加。该情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客观上权力是诱惑源，二是主观上抗惑能力是关键。从理论上说，权力既是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受监督的。而从主观上看，基于人性的普遍规律，在缺乏完全有效监督与约束的背景下，人性弱点将被放大。

如何缓解官员压力？

对于“领导干部如何进行自我解压”，62.97%的受调查者认为是“淡化官本位意识”。其他依次为“提高领导能力、创新工作方法”、“加强上下级之间的交流，培育民主氛围”、“改变自我心态，化压力为动力”、“提高心理素质，做好心理保健”、“加强协作分工机制，适度分解压力”。

对于“如何从体制上给领导干部解压”，56.94%的受调查者认为在于“还权于民为官员制度性减压”，47.64%的受调查者认为“破除官本位体制”，40.06%的受调查者认为应“破除‘不跑不动’、逆向淘汰等官场潜规则”。30.93%的受调查者认为应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绩效考核体制、机制”，22.76%的受调查者认为应“在用人导向、用人机制上鼓励干部创业干事”。

可见，多数受调查者认为，应多管齐下，辩证增压减压，增加科学发展、执政为民的压力，加大实施考核干部引入群众满意度，构建领导干部新的压力机制，破除官场潜规则，从体制、机制上卸下领导干部不该有的压力，还权于民，官员群体的压力也才能得到制度性的减轻，干部们“夜不能寐”的压力才能真正与公众诉求契合。这无疑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从根本上促进科学发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当务之急和“重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