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问题

一

有些疾病是明确的，比如骨折。要么有断裂，要么没有，拍张片子，一目了然。有些不是，比如心理疾病。从正常的负面情绪到杀人杀几偏执狂魔，其间的过度非常平滑。你不能画出一条线说，这就是正常，这就是疾病。所有的临床诊断都面对一个挑战：为什么60分是疾病，59.99不是？
所以，在临床上，通常使用一种更简单的方法：你来看心理疾病，你就有心理疾病。就算检查之后没有你说的症状，也可以开始治疗——这是疑病症，焦虑的一种表现。所以，除非你主动或者被家人警察搀着被动就医，否则，你就没有心理疾病。
掩耳盗铃。
实际上，心理疾病的患者，受心理问题困扰的人，比统计数据显示的要多得多。心理问题不同于生理问题，不能以多数为标准，确定评估的基底。比如说，我们当笑话来说的星期一恐惧症，或者假期后上班综合征，都是焦虑和应激的表现。理想状态下，人工作是为了事业，至少是为了赚钱。赚钱不是坏事：劳动并得到报酬，是社会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有什么可焦虑的呢？因为劳累而厌恶工作是正常的，但在假期之后上班，劳累不构成理由。
假期后上班综合征未必需要治疗，但却是明确的、不应该出现的异常心理状态。——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的普遍性可能远超过你的想象。这是自然的，因为现代社会正在不遗余力的培育这种疾病。

二

首先是交流的异化。
看上去，现代通信技术扩大了通信的距离，增加了交流的范围，但代价是面对面的交流越来越少。面对面交流时，所有的举动都会立刻得到反馈，不需要任何猜测，看表情就知道是喜是悲。这是短信、电话，甚至视频通话都无法实现的。因为人类是在彼此接触的环境下演化来的，面对面交流的意义本来就是无法用任何技术手段取代的。
而交流范围的扩大也带来了与每个个体之间交流的减少。一个人微信里可能有几百个好友，但密切交往的朋友，可能比父辈和祖辈更少。这是必然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保持上百个朋友，就不可能有多少深交。
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交流的次数少了，每次交流的权重也就增加了。所以交往全凭刻板印象和第一印象，一旦犯了错误，就再没有机会改正。这让所有人的交流都必须十分谨慎，习惯对方的慎重之后，人与人的宽容度也随之降低。而在远程交流，没有实时的明确的反馈时，发言时必须充分想象对方的反应，并不断调整交流策略。这让人际交往的本心更少，技术更多。

其次，是替代环境对现实的压缩。
早在20世纪出，李普曼就在《公共意见》中讨论了拟态环境的问题。而伴随这电视和手机的发展，拟态环境已经成为历史——我们需要新的术语，替代环境。可以区分真假时，才有拟态和现实。今天，这种区分已经没有意义了，只剩下一种替代和另一种替代。
替代环境的差异会给人与人的交流带来极大的阻碍。共通的背景环境是交流的基础。最简单的例子，没有汉语背景的人看不懂汉语。替代环境是主体文化割裂为不同的亚文化。而替代环境的差异和内部的一致性又会建立其兼顾的壁垒。各类梗就是替代环境的旗帜和割裂的标志。
再想想这个可悲的事实：一天中，我们有多少时间是在这个世界，而不是大大小小的屏幕？屏幕是安全的，屏幕上的东西不论多么危险都不会对观看者造成任何负面影响，而观看者，无论作什么，都不能根本性的改变屏幕。这就使认知与现实分离。从而带来了第三个问题，去实体化。

我们谈到苹果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
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词与物的关系已经彻底断裂了。我们说话，不指向任何实体，只唤起空洞的概念。这些概念层层迭代，直到完全脱离世界，只成为一把钥匙，开启一种冲动。比如远方，美好，爱。这些词没有所指，不能分析。虽然我尊重索绪尔，但在他的时代，无所指词，或者说词的去实体化，远没有今天严重；当时只有电报而已。
词的去实体化让语言交流变成了想象力的斗争。我们发明了表情符号来缓解这个问题，不过是抱薪救火。只要有一句话说错，涉及某个冲动，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一场腥风血雨。比如辱华，比如歧视。一切赞美和批评都可能遭到毫无节制的攻讦。因为没有实体支持的词是没有分寸的。

最后，是生活环境的固化。
比如我们大加称赞的信用系统：犯一次错误，一生都记录在案，全国，甚至全球追踪，再没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此外还有行业除名和集体封杀。我们认为这是恶人应得的报应，却不考虑恶人是怎么来的，更不想给他们改过的机会。
想当初的时候，是没有监狱的。大罪，要么死刑，要么流放，流放者——虽然很难，但依然有从新开始的可能，在开垦的过程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但人类已然遍布地球，再没有地方可以流放。用监禁替代流放，不能获得流放的效果，更增加了人们对疏离大众的恐惧。
这种疏离是可怕的，因为现代文明是没有地基的随时变化的空中花园，一步落后就再难追上。而在交流减少，单次交流减少的背景下，这等于终身监禁。这种群体压力体现在每个人的身上，体现为对时尚和热点的关注。

三

总之，现代文明缺少实体支撑，不仅需要大量的猜测与学习，还不能容纳错误和失态。在这种背景之下，只要稍有不慎，就会带来心理失衡。而我们正在想方设法的加深这种失衡。
回想一个城市人成长的历程吧，看看他要面临多少磨难。

幼儿时期开始，他就要面对混乱的价值观。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轮流照管孩子。三对夫妻，三个不同的环境，还有难以避免的不同的理念。这里是对的，那里是错的，不同的正负反馈会还未形成的价值体系，逼迫孩子揣摩他人意见，以获得最好的结果，压缩自我的同时，让人更加了两面三刀的奴才性。
而且，在幼儿期，他很难接触同龄人，而且永远是全家的焦点。所以，孩子不能接受还有与之同样重要的的人的存在，不是事事都要向自己倾斜是很难的。
但到了幼儿园学规矩的时候，事情又完全变了。突然出现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同龄人，保育阿姨也会“公正”的评判问题。而在之后的十几年里，这成为了一个人生活的常态。
家，老师，同学，三者的理念差异贯穿一个人成长的每一个过程。“权威”与“民粹”的对抗也片刻不停。直到青春期，孩子有了足够的理智，发现父母劝自己努力学习的时候，可以瘫在床上刷手机。伟大的理念和残酷的现实冲突，证明了葛优躺也可以结婚生子，然后义正言辞并大言不惭的训孩子。长辈的权威和曾经的理想于是在青春期崩溃，转为叛逆和冲动的彻底否定。——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不产生这种结果才是奇怪的。实际上，在记述先民的人类学著作中，儿童到成年的过度是非常自然的。波兹曼还为此写了一本治标不治本的书（《童年的终结》）。
高考把个性压缩成单向度的一点，而在大学，像发育不良的花，奇形怪状的绽放。大学成为童年的补偿，像盛大的派对，没有人在乎知识和能力。而大学教育与行业实践严重脱离，更让专业对口成为一个奇迹。结果是教不会教，学不想学——学生没有专业技能，怎么专业对口？
而走向社会的时候，专业技能至关重要。这是一个人求职时的核心竞争力，是面试时信心的基础。但缺少技能是普遍的，而家庭背景又是至关重要的，专业对口又是稀有的，这一切让高等教育沦落为狂欢节。所以进入职场后的压抑感，不是短期可以缓解的。
如果父母给孩子提供了好工作，青春期的矛盾可能缓解。如果么有，则可能进一步加重。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应激与适应过程。同事是合作者，更是竞争对手，不能完全信任，再加上大部分单位人员来往频繁，难以建立稳定的关系。当然，还有工作本身的压力，这就让工作者出于隔绝状态，或者说囚禁状态。
结婚生子不再是自然的需求。延续后代的本能被希望不大的未来压抑。休息成为另一种工作：从事家庭生活的工作。真正的休闲时间被侵占。休闲商业化之后，也让休闲成为一种商品，时尚，和义务。这进一步压缩了自我。大部分人生活再无孔不入的商业化车轮中，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爱好？你的爱好是真的喜欢，还是为了炫耀？
退休之后精神空虚的问题更加显著。但此时，一个适应了现代商业化社会的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

四

心理疾病主要体现为两种失衡：精神与身体的失衡（比如精神分裂症，认知障碍，心身疾病等等），个人与他人的失衡（社交恐惧，焦虑，人格障碍等等，在心理疾病中占主体）。现代社会一直把人放在失衡的边缘。
比如期待性焦虑。它的诱因未来难以预测而带来的失控感。预测未来，对现代人来讲非常重要。最简单的，选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四年前的热门四年后未必吃香。读研换专业可能又错过一波。于是读博，拼死留校，没留下来。这种化为沉默成本的时间成本是很少有人能够欣然接受的。
显然，期待性焦虑存在于各行各业。社交恐惧则是另一种表现。因为没有现代通信没有直接反馈，要花大量时间猜测对方心意，特别是对自己的评价，长时间的期待性焦虑会让人害怕社交。但如果用另一种方式适应，就是人格障碍：老子独行侠，老子不需要社交。进一步发展，则可能形成反社会人格。
再比如，动物在自然环境在面对应激会有两个反应：战或逃，打不过就跑。但现代社会无处可逃。家，学校，单位——你还能去哪？早晚要回来。因此所有的应激都必须内化，以畸形的方式适应。回避性人格障碍和抑郁症都是常见的表现。
所有心理疾病都能找到环境诱因。这是心理疾病区别于神经或脑系统疾病的特点。脑损伤带来的行为异常，与环境无关，不是心理疾病。而环境又会影响多数，从而正常化，使心理疾病患者受到差异对待。心理疾病患者常受到闲的难受，心灵脆弱一类的负面评价，而有的时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普遍的异常就是正常。——这种理念丝毫不能减少心理疾病患者的痛苦。和别人一样或者不一样——也就是说群体压力——正是引发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害怕和别人一样或者不一样都是错的，心理健康者，能在现代社会实现走钢丝一样的平衡。
如果你有幸是这种人，你应该感谢你所经历的一切。

五

人类出生时发育水平很低，起码要到二十五岁脑的发育才能基本完成。这种生理机制能让人获得更大的脑容量，也让后天环境对脑发育的影响更为严重。
就像机器，使用时出问题，往往是因为制作。环境影响对少儿非常大，因为这正是脑的制作期。几乎所有的心理疾病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到了青春期，脑发育水平已经允许脑的主人试用调整了。出厂时就有毛病，怎么用都不会痛快，除非拆开大修。
认为心理疾病是意志薄弱的人，根本不了解心理疾病。心理疾病是有生理基础的，和脑发育时期负面刺激造成的脑活动异常有直接关系。抑郁就像疼痛，不是意志可以控制的。你可以说自己意志坚强，可以控制愤怒。可控制愤怒的本身就说明你愤怒了。抑郁是在不该悲伤的地方悲伤，而且过度悲伤。无论有多好的控制，都不能解决起源的问题。抑郁症患者的痛苦正来自这种起因。其他的疾病也是类似，可以认为是脑发育期的活动异常固化的结果。所以，认知和行为治疗固然重要，药物治疗也是必需的。长期和负面情绪搏斗的人，最好接受这个事实：你需要阻止负面情绪的产生，从源头解决问题。
承认自己有心理疾病是治疗的开始。配合药物和引导，是可以在现代人的可悲的世界里找到一些安适的。拒不承认，死要面子，或者怨天尤人，都不会带来真正的快乐。
虽然抑郁症声名远扬，但人格障碍可能是更普遍的问题。因为人格障碍的一个特点就是不会承认自己有病，所以就诊率低，而且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有些人格障碍患者会给他人带来很多的压力，甚至成为他人抑郁症的源头。如何处理人格障碍患者，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性的课题。现在随便找个网站，看看评论，就能找到几个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让正常的讨论无法进行。谩骂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治疗才能让世界更好。
像前面说的，现代社会中，心理疾病是普遍的，心理问题就更常见。对此，我的建议是，地铁复兴门下车，坐95路，到终点站，去安定医院挂个号，找个小姐姐聊聊。无论是短期的困扰，还是长期的疾病，正视问题都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六

学生是被社会隔离的。在发育期只能见到同龄人和成年人。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见不到比自己大的孩子，也见不到比自己小的孩子。既不能追寻大的，也不能引导小的。在寻找社会定位的时候，根本没有获得尝试定位的机会。
学校教育与职业教育毫无关系，彻底与社会脱节。毕业生就像囚犯一样，要重新作人。然后我们说，这是教育。——这根本是劳改。
父母的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把孩子当作炫耀自己的工具，一代一代，恶性循环。另有一派尊重个性，野炮傻玩，什么都对，跟放猪一样。
家庭教育非常简单：成为自己想作的人，让孩子模仿你。你的言行是一致的，就不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孩子迷茫的时候，即使没有年龄稍大的人指导，你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经历引导他。而改换门庭的想法只让孩子明白当父母的可以随便吹牛。
学校教育非常简单：展示各行各业，叫实际工作的人来指导，让专职教师教基础课。简单的说，就是学徒加学校，学徒为主。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义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共同意识，为不是教育人才。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必须面对的事实是，人类苦心孤诣建立的现代社会，恰恰是不适合人类心理发展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深一些，对策就多一些，也就能快乐一些，并且希望，在某一天，我们能成为高雅的野蛮人。